一、两种观点：是否坚持公允价值计量

关于会计与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两派基本观点：一派以金融界为代表；一派以会计界为代表。

金融界人士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即市场高涨时，容易出现金融产品价值高估，市场低落时，容易出现金融产品价值低估。在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美国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将矛头指向了第157号美国会计准则。他们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即在市场大幅下跌和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导致金融机构按市价大幅减计资产，使亏损增加，资本充足率下降，引起市场加大资产抛售力度，进而形成“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推动并加速恶化了金融危机。他们并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金融机构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金融机构不必按市值计量其金融资产，金融危机就会消退。由美国60多位议员组成的一个集团，9月30日敦促监管当局立即终止按市值计量会计准则的应用，称此举是加强美国银行系统资本状况的必要途径。欧盟(TheEuropeanUnion)一位官员9月30日也表示，为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欧盟开始考虑重新修改会计准则。意大利财政部长则表示，“应重新审视当前金融业会计准则。”

会计界人士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无关。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研究主管韦恩·阿普顿(Wayne S Upton)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计准则并不能给企业带来损失，它只是跟随市场，并非领导市场。德勤亚太区金融服务领导人菲利普·哥特(Philip Goeth) 表示，“现在的金融危机原则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会计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公允价值的废除。”相关人士并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才是最能体现公司财务状况的计量方法，尤其适用于金融衍生产品。在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不仅没有火上浇油，反而使危机更快暴露出来，让投资者尽快看到了真实情况。他们提出，面对金融危机，更应该考虑如何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规定，使其更好地体现特殊情况下的资产价值，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一计量方式。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主席贝南克9月31日表示，“停止执行要求金融公司按当前市价对资产估价的规定，只会进一步削弱投资者信心。”FASB主席RobertHerz则表示，按市价检视金融机构的资产并报告损失并不会冲击金融市场，其担心政治力量介入会威胁到FASB的独立超然地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Young LLP)全球副总裁贝斯布鲁克(Beth Brooke)表示，废弃市价计价准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现实。由会计公司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审计质量中心(Center for Audit Quality)已致信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撤销按市值计价会计准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认为，在争执中保持中立并非长久之计，因而计划加入到游说活动中。此外，这一派人士还对金融界取消公允价值计量的出路忧心忡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9月下旬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如果废除了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那么将没有人知道这些公司的资产按市值计价到底是多少”。 IASB主席大卫·特迪爵士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金融界只会对公允价值横加指责，却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美国消费者联盟的投资者保护部门负责人巴巴罗泊尔称，按公允价值计价会计准则的替代品会是“按幻想计价”。

二、实际行动：改进公允价值计量

从西方各国目前采取的实际行动看，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社会各界似乎不可能完全倾听会计界的“委屈”，公允价值也很难从金融危机及相关拯救行动中干净抽身。

面对越来越大的对公允价值质疑声音，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并要求SEC在未来90天内就公允价值对金融业的影响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SEC于9月30日共同发布了一项声明，声明中列举了企业如何运用最好的判断，以对交易不活跃的资产进行定价。随后，FASB针对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的修订发布了一份《FASB工作人员立场公告》（FSP），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其处于信贷危机中的资产重新定价。《公告》对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告―公允价值计量》（SFASNo.157）在非活跃市场中的应用进行了明确阐述，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范例以说明如何确非活跃市场中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此举为适用准则提供了新的灵活性。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研究主管韦恩·阿普顿(Wayne S Upton)对此评论认为，这份声明并不是放松执行公允价值的一个转折点，而只是重申了GAAP(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对于非活跃市场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10月13日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IASB在声明中称，“规定修改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登帐的企业，将可依新准则重新归类资产，从而避免必须按市值计价(mark-to-market)的结果。”

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15日决定修改欧盟现行会计准则中有关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根据这一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不必再按当前市值记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允许金融机构将违约风险考虑在内对其资本进行估值，从而避免它们的资产价值在市场动荡中被过于低估。

为帮助审计师应对审计公允价值会计估计的挑战，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下属的独立准则制定机构——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于近日发布了一份新的审计实务警示公告，即《应对当前市场环境中公允价值会计估计审计的挑战》。该警示公告同时指导审计师参考最近修订的国际审计准则第540号《包括公允价值会计估计在内的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审计》（ISA540）。

三、对比分析：会计反映与会计调控

分析金融界与会计界的纷争会发现，两者的立足点并不相同。

会计界的观点建立在会计的“反映”功能基础上（姑且称为会计反映论）。他们认为，会计只是“温度计”，而企业财务状况好比人之身体温度，前者只能“如实反映”后者的高低，而不能决定其高低。在他们看来，市场价格是金融资产价值的现实表现，会计不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则不能“反映”金融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这必然违背了会计的真实、充分披露原则。

而金融界的观点则主要建立在会计的“调控”功能基础上（姑且称为会计调控论）。其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攻击路径具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市场失灵，市场价格是不足作为计价基准的，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机构不得不根据市场上的“挥泪甩卖价”计量金融资产价值，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这与金融机构按内部估值模型计量的结果有很大差异（姑且称为市价失灵论）。二是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导致极大的帐面损失，强烈地冲击了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市场陷入恐慌性抛售狂潮，起到了金融泡末发生器的作用，不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危机就会消退（姑且称为会计助推论）。前一攻击路径直接针对会计反映功能，即公允价值计量并非就能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实际情况，而后一攻击路径则并非直接针对会计反映功能，而是强调会计反映结果对市场的反作用，即会计对市场的积极调控性影响（会计不仅仅是消极反映市场交易结果）——公允价值计量具有金融泡末发生器作用。前一路径是基础，后一路径是主题。大多数时候，金融界人士的攻击重点直奔其主题，即宣称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泡末发生器。

会计反映论和会计调控论，是两种不同会计价值观，或者是两种不同的会计目标定位。在表象上看，会计反映论捍卫真实、公允的道德价值；会计调控论捍卫有效、有利的经济价值。会计价值观与会计目标定位不同，受其主导选择的会计制度也不同。会计反映论追求如实反映，要求“现实是怎样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反映现实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会计调控论追求会计对经济运行的有效影响，要求“怎样是对经济有利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有利于经济运行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体现在金融危机拯救行动中，会计界立足会计反映论，选择捍卫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优化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金融界立足会计调控论，将会计作为一项金融调控手段或金融危机拯救工具，选择终止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

四、第三类思考：经济危机会计

会计界与金融界在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的争执中各执己见，势不两立。我们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时，常常会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会计专业人士大都会站在捍卫公允价值计量的“队伍”中，金融界人士则往往会站在终止公允价值计量的“队伍”中。在笔者看来，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很难厘清这两种观点的对与错。

通常，我们作出一种选择（包括制度选择），主要考量的是其社会价值，具体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道德价值，一是经济价值。假设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均只有“是（代表正向价值）”与“非（代表负向价值）”两种选择，则有四种可能的社会价值：无道德价值且无经济价值；有道德价值但无经济价值；无道德价值但有经济价值；有道德价值且有经济价值。按照这种模型评估“按公允价值计量”与“不按公允价值计量”两种选择，会发现其各有社会价值。

首先，我们评估一下会计界关于“会计反映论”的社会价值。依据现代会计理论，会计反映是会计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会计反映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可靠性，即如实反映、公允反映。该原则也是符合真实、公允的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市场价格是经济实践活动中，市场主体一贯采用的财富价值衡量方式，是市场主体衡量财富的最现实手段，符合大众的财富观。在存在活跃市场的条件下，按市场价格计量市场主体持有的金融资产，无疑是符合会计真实反映原则和公允反映原则的。因此，从道德价值角度看，会计界捍卫公允价值计量的立场无疑是切合现实的，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然而，道德的未必就是有价值的。比如，近日发生的“柑橘生蛆事件”，告诉公众“柑橘生蛆”真相是道德的，但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存在，殃及了大量无辜果农的利益，这表明告诉“柑橘生蛆事件”真相在经济价值上的影响是负向的。那么，按公允价值如实反映是否具有正向的经济价值呢？这却很难评估。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机构帐面财富会大幅度缩水，金融机构甚至可能因此破产。对金融机构现有的股东、管理者、员工以及部分债权人而言，这未必就是有经济价值的。但是由于其真实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实际财富状况，有利于社会潜在投资者在与这些金融机构的交易中免受欺诈，对潜在投资者是有利的。至于这种选择对所有利益主体综合利益（社会经济价值）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却很难判断与评估。从短期来看，“告诉真相”可能有“催化”危机的影响，不利于经济稳定；从长期来看，“告诉真相”滤干了泡末，可能有利于经济稳定。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定性分析，很难量化衡量。由于“按公允价值如实反映”的经济价值很难评估与衡量，因此这种选择的社会价值存在两种可能情况：一是有道德价值并有经济价值；二是有道德价值却无经济价值。

接下来，我们评估一下金融界关于会计调控论的社会价值。从前述分析可知，不按公允价值计量，帐面记录的财富价值与财富在市场上的实际价值是不一致的，其掩盖了财富真相。这种选择假装不知道真相，是一种欺诈，有违真实、公允的社会道德观。有必要顺便强调的是，金融界攻击市价计量的所谓“市价失灵论”是缺乏说服力的。不论市场怎么波动与紊乱，市场价格都是财产价值的现实衡量。只要市场没有出现管制价格等替代市场价格的交换价值，市场价格的财产价值衡量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金融界人士所谓“市价失灵论”不过是其试图突破市价计量现实性的自欺欺人战术。然而，不道德的未必就是没有经济价值的。曹操带兵打仗，将士饥渴难奈，其一句“前方有梅子”，让将士口中生津，望梅止渴，最后打了胜仗。曹操用谎言欺骗了将士，是有违道德的，但其战争利益却是正向的。那么，不按公允价值真实计量是否具有正向经济价值呢？与按公允价值计量一样，这个问题也是很难回答的。不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机构帐面财富缩水较小，这对金融机构现有的股东、管理者、员工和一些债权人可能是有利的。金融机构可能避免公司破产，并可以继续凭借帐面财务信用，去市场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但这对潜在投资者或者对这些金融机构的交易对手而言，却通常是不利的。他们的财富可能因为金融机构的财务信用欺诈而面临风险，甚至被掠夺。与按公允价值计量一样，这种选择对所有利益主体综合利益（社会经济价值）的影响，也是很难判断与评估的。从短期来看，“掩盖真相”可能不会对社会公众的心理造成那么大的冲击，避免“催化”危机，维持经济稳定；正如一种评论所说的：“如果银行能够假装没有问题，或许真的就不会出事。”但从长期来看，虽然帐面“掩盖真相”，但财富泡末却实际存在，经济运行的基础并不稳固，定时炸弹可能延迟爆发，在泡末持续积淀下，金融炸弹的爆炸威力或许更大。但这同样是定性分析，这种选择的整体社会经济价值究竟几何，实际上也是很难量化的。于是，选择不按公允价值计量，其社会价值也存在两种可能情况：一是无道德价值且无经济价值；二是无道德价值却有经济价值。

上述对两种选择的社会价值分析，只采用道德与经济两个维度，“是”与“非”两种结果，分析模式是比较简单的。即便按这种简单模型进行分析，我们也很难判断“按公允价值计量”与“不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是”与“非”。在实践层面，各种选择的社会价值评估与比较就更困难了。第一重基本困难是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这两个维度“是”与“非”的判断与衡量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在道德价值方面，社会主体的道德观念是存在分歧的。比如，“牛”的崇拜者认为杀牛、吃牛肉是非常不道德的，而其他群体可能不这样认为。在经济价值方面，一项选择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影响常常是不相同的。对这一利益主体有利的选择，可能就是对另一利益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害。而在这种情形下，也很难去判断一种选择对所有利益主体综合经济利益影响的“是”与“非”。第二重基本困难是在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是”与“非”既定的情形下，如果不量化各种选择的道德价值量和经济价值量（赋予一个具体数值），也很难评估与比较这些选择的社会价值。在没有具体量化数值的情况下，“有道德价值且有经济价值”的选择，是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无道德价值且无经济价值”的选择，是根本不具有社会价值的；这两种选择的社会价值相对比较容易评估与确定。但在此情形下，“有道德价值却无经济价值”与“无道德价值却有经济价值”两种情形，均有一定社会价值，但其社会价值孰大，往往很难衡量。第三重基本困难是在现实社会活动中，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是相互交织的，很难清晰区分。在实践层面，会计界与金融界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更难厘清，就在于判断这两者会计制度选择的社会价值存在前述基本困难。

正是考虑到会计界与金融界的选择各存在一定社会价值，也正是考虑到社会价值衡量在现实层面的复杂性，本文的分析并不意在从会计界与金融界的争论中选择其中一种立场，也不准备影响本文的读者去选择其中一个立场。事实上，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也很难作出这种立场上的选择。本文的分析只是提示参与争执的各方：第一，会计界与金融界的选择都有各自的社会价值；第二，如果各方选择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社会价值，那么我们或许能从这两种选择的共性中找到一种契合点——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笔者的设想是选择实行经济危机会计——就是在诸如金融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下的会计。正如在通货膨胀环境下，需要一种通货膨胀会计一样，经济危机环境下，或许也需要一种经济危机会计。经济危机会计存在的前提是：会计对经济具有宏观调控作用。传统会计主要是微观角度的会计，强调会计的反映与控制功能。在宏观调控手段方面，通常使用的是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这其中是没有会计工具的。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金融界人士主张终止公允价值计量，实际上是从宏观层面将会计作为一种经济调控手段。这对会计界人士是一种提醒：会计或许是宏观层面上的经济调控工具。经济危机会计具体是怎样的，本文尚无能力构建，但其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经济危机为会计假设。在经济危机下，企业的持续经营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否破产清算存在不确定性。会计制度允许企业以“经营危机”为假设前提进行会计反映，避免会计师及审计师要求企业按清算价格进行会计处理。

第二，以社会稳定为会计原则。会计的作用在于为向市场提供有利于市场稳定运行的价值信息。会计活动应以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为基本原则。会计制度允许企业选择有利于市场、社会稳定的方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可能是基于道德价值的考虑，也可能是基于经济价值的考虑，总体上是要维持市场与社会的稳定（社会价值最大）。至于什么是有利于市场的，应由会计制度作出判断与选择。

第三，以危机周期为特殊会计期间。经济危机会计只适用于经济危机期间，不适用于非经济危机环境。会计制度允许企业在年度会计报告中，对危机期间的会计信息进行特别报告。

那么，根据经济危机会计观，我们是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呢，还是不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呢？经济危机会计不能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给出两个基本要点：第一，只要对整体社会价值有利，会计就可以作为经济调控工具；第二，是否同意不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取决于两种选择的社会价值孰大——这一点还没有谁告诉我们，需要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者给出调查结论。美国的救市方案已将这一任务指派给SEC。SEC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调查结论，我们拭目以待。

２００８年对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从国际“大气候”看，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酿成了全球性“金融海啸”。从国内小气候看，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在此背景下，国民经历了一系列大小事件，包括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三鹿毒奶粉、特大矿难、正龙拍虎案等。２００８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成败得失，志在开创新局面的承上启下年份。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无论大国，还是小民，均可列举出无数国富民强的成就。在为成就欢欣鼓舞之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国内外发生的上述及类似大小事件，就为我们踏上新征程提供了诸多启示与警示。剥开这些事件在时空现象上的差异，从中可获得一条最重要的共同线索：我们需要找回失落的价值，重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失去与重塑的价值是什么？诚信仁爱！

一、社会事件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诱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解析次贷危机，原罪衍生金融工具。工具，是为实现一定目的所凭借的手段。衍生金融工具被称为“工具”得其本原。它曾是被鼓吹为分散风险、转移风险的手段。一场危机使它现了原形。它自然是缓释风险的工具，但它也是赌博敛财的工具。一堆次级贷款，信用不断增级放大，稻草变成了金条。出卖者的风险缓释了，财富聚敛了，购买者的风险却扩大了，财富空洞化了。出卖者收获金条，购买者收获稻草。衍生金融工具无罪，有罪的是泯灭真相地滥用这个工具。从次贷危机对应的盈利模式，我们解读到的是贪婪——它掩盖金融产品的本性，张扬金融家的虚伪。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曾被我们奉为学习楷模，但就是这个监管模式放纵了贪婪。其结局是全球为美国拜物教的极端拜金主义买单！

全球经济颓势对中国经济增长也造成一定压力，目前冲击最大的就是出口。江浙一带多中小民营企业，其产品以出口居多。据说，受出口颓势影响，这些中小企业或破产倒闭，或举步维艰，只有部分提供高端产品的企业尚能生存。此前，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够出口盈利，靠的是劳动力价格优势。在出口市场萎靡时，外国百姓支付此等优势价格的购买力也没有了。而劳动力价格不能继续下行，产品价格无再下调之空间，这些企业失去了因应市场变化的价格优势，只能随市场风雨飘摇。中小企业的倒闭，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劳工荒”——低廉而非人性化的劳动力使用方式使得劳动力出走，江浙及沿海企业出现劳动力断供现象。“劳工荒”可谓对“劳动力盘剥式盈利”模式的先期预警。早先，这一现象曾引起社会热议。遗憾地是，这些讨论总体上是置于功利背景下的。而彼时我们的企业还是赚钱的，没有此时市场环境下的生存危机，讨论与反思最终在利益追逐的热情中很快消解，没有触及诚信仁爱的企业精神。实质上，一些中小企业的当下困境，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更是企业供给的问题。供给问题总体上体现为企业精神的浅薄。或许有人说，那些提供高端产品的企业也是这样使用劳动力的，如何用“浅薄的企业精神”解释他们的鲜活呢？我们应注意到，这些企业还有另一种精神——创新，它消解了那种浅薄。不过，即便是这样的企业，如果丧失了诚信仁爱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的活力也无法持续，其生存寿命也不可能持久。

“5．12四川大地震”夺取去数万同胞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我们惊惧于这场自然灾害，但最终战胜了这场自然灾害。我们之所以惊惧，在于人类在天灾地祸面前是那么弱小无助。我们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人际友爱及互助精神。我们曾无数次感动，无数次自豪，无数次伸出救援之手。小平同志曾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思想也是在这次抗震救害中找到了一种最直接的践行模式：对口帮扶。在追名逐利中，我们似乎已忘记这种友爱、这种感动、这种互助、这种精神。一场灾难，激发了这个功利社会民众深层的心理与精神需求：我们需要物质财富，我们更需要社会关爱。

同样激发我们内在情感的是北京奥运会。当圣火传递遇到偏见与阻碍时，我们同仇敌忾。开幕式、闭幕式的壮丽，金牌榜的领先，激发了我们内在的自豪。爱国情感、民族情感因北京奥运会而空前高涨。

除上述大悲大喜事件之外，还有一些全社会关注的人祸。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两个安全：食品安全和煤矿安全。三鹿毒奶粉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一些矿难引发的煤矿安全问题，暴露的都是社会人性与社会精神问题。原本朴实的奶农和矿主，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地方政府，泯灭了基本的人性与道德良知——以伤害和牺牲矿工、幼儿、同胞的身体、生命来获取利益。人性在这些事件中赤裸地邪恶。类似事件不仅仅发生在2008年。拐卖妇女、儿童，黑恶势力名目张胆欺行霸市，芙蓉姐姐式的自我兜售等社会现象，也都是以出卖、牺牲“他人”和“本人”而获利。当下社会的利益主体“视人如草芥”。邪恶人性为什么会这样肆意地张扬？这个社会太过功利！它丢掉了“人”的精神。拨开功利的面纱后，这个社会还剩下什么呢？只是一个个无血无肉无精神的嗜人骷髅！对食品安全和矿工安全的担忧，体现了民众对仁爱社会精神的内在渴求。大家渴望自己至少能“象一个人那样有尊严地生活”！

在群体性大事件中，还穿插了诸多类似“正龙拍虎案”的小事件。“正龙拍虎”这类小事件为什么会演绎为一个公众事件？公众关注的不是一支老虎之真假本身，而是这个事件主人公作为人的基本态度，以及该事件所处时空的社会精神。这个态度与精神就是诚信！从“正龙拍虎”这类小事件，我们可以窥见个体与平民是如何影响与塑造社会精神的。

二、精神残疾

上述事件是局部时空上的独立事件。但它们都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折射了这个社会的一些基本精神现象。首先，不论是次贷危机这类全球性大事件，还是食品安全、煤矿安全这类国家大事件，亦或是“正龙拍虎”这类地域性小事件，都反映出功利社会中人性与社会精神的沦丧。社会极度地崇尚、追逐金钱与财富。资本、金钱腐蚀了个体的基本良知和社会的诚信仁爱。为了金钱，没有什么不可以出卖，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个体如动物般嗜血式地生活，社会只剩下地狱般无情的骨架。其次，地震灾害、北京奥运会、“正龙拍虎”等事件中民众与社会表现出的同情、感动、关爱、互助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又使我们备感安慰。这些事件中的民众行为，使我们感受到诚信仁爱的精神是内在于民众个体的心灵之中的。或者说这些事件表明民众有对真善美社会精神的内在渴望。只不过，这种内在精神与对这种社会精神的渴望，是潜藏并深埋于个体心灵中的，还需要一些重大事件来激发。相形之下，食品安全、煤矿安全等安全事件折射的人性邪恶却更日常化，更具有自发性，象乌云一样覆盖在社会的表层，以致于遮盖了散发着日月之光的真善美精神。

为什么“乌云”可以蔽“日月”之光芒？因为“乌云”太过厚重。这个社会构建的一系列体制、制度、机制、文化有利于“资本”的逐利本性肆意张扬。“无论白猫，还是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资本生存条件的生动写照。资本逐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突破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可以灭绝同类。而真善美却缺乏类似的有力社会保障。教育以功利来衡量，不关心道德良知和人类精神；社会以功利论成就，真善美失去市场；国家机器为资本创造了优裕的条件，甚至将一些文化与精神的家园也让渡给了它。在我国，政府虽然极力宣扬积极的社会价值观，但却存在两个根本的症候：一是以国家精神训导替代社会精神培育。前者是国家政治文化，后者是大众交际文化，前者无法覆盖后者；二是这些训导缺乏有力的体制、制度、机制等制度保障。或者这些保障与对资本的保障相比，至少显得有些缺失、疲软和缺乏底气。

一言以蔽之，全球患了精神病！

三、拯救人性

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度丰富，我们的社会精神却极度残缺。人类社会变成了野兽的乐园。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安全问题引发的信任危机就是社会诚信及良知缺失种下的苦果。人类社会要发展，要和谐，就需要找回其丢失的这种精神。

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后，美国或者全球资本主义开始金融拯救。他们对自由市场再一次产生了怀疑，并求助于“国家干预”这个新的武器。这恐怕是一个方向上的错误。这个对策没有找准真正的症结。市场是国家的市场。危机爆发，罪不在市场，而在于国家，在于国家只向市场注入了功利与虚伪，驱逐了诚信仁爱。根本性的救援措施是让市场找回被功利驱逐了的诚信仁爱。不认识到这一点，偏离这个方向去解决问题，国家干预就不过是用精神残疾的国家替代了精神残疾的市场：人类社会还是心智与精神不健全的社会，危机就会持续！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国正在寻找新的增长点。由于城乡两级分化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腾飞的突出问题，中央最近将“三农”问题列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这一决策无疑是切合我国当下国情的。不过，以笔者对当下我国社会之观察，我们还需要重视另一个分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分化。改革开放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上述事件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在精神上的贫瘠——资本逐利常常泯灭“人性”，显露出“兽性”。物质财富的积聚常常摈弃了诚信仁爱的社会公德，并未完全建立在公众的生理、心理及内在精神之基础上。这种财富增长的基础并不牢靠。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食品安全、煤矿安全等事件理解为安全事件，而要理解为这个社会在精神上的疾病。我国的未来改革开放之路，需要正视并解决物质与精神上的分化，必须致力于治疗社会在精神上的“疾病”。

“精神病”问题不解决，甚至会影响“三农”改革的初衷。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每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人性与社会精神的透视场；在人性与社会精神缺乏约束与引导的地方，也是资本与权力显露出其贪婪本性的地方；一些泯灭人性的资本家和政客往往将改革开放的平台操弄成沉淀及积聚自己私人财富的舞台。“三农”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或者说是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这是资本尚未染指的最后一个领域。“三农改革”势必创造诸多新的财富增长及分配机会，也是资本与权力最容易结合并滋生邪恶与腐朽的新领域。如果不强化社会整体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些机会很容易被奸商、贪官污吏所利用。于是，“三农”改革之惠农初衷恐怕就不容易实现，甚至不排除出现“伤农”之恶性事件，进而危急社会稳定与安全。所以，我们不仅要重视“三农”问题，更要重视关于“两个人”的根本性社会问题：一是人性，即人作为人的自然天性（真诚、善良、爱自然）；二是人际，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尊重、友爱、互助、守规则）。概括起来，就是重视三项最基本的人类属性：真、善、美。

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正龙拍虎等事件，显示出我国民众对真善美的内在渴求，也表明功利社会下尚积淀有追求真善美的基本公德。这是我们在未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治疗社会精神疾病，强化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与机会。国家应善于利用好这个机会。首先应注意引导人们内心的爱真、爱美、爱善的情绪与情感，将其规范为一种国家精神、社会精神。其次要强化对市场秩序及社会秩序的规范，将其规范为一个属于人而非兽的市场与社会。另外，要强化国家公权力的规范，将其规范为诚信仁爱的公权力。至于具体的手段，不外乎还是既往使用的道德教化、制度保障、法律制裁、行政诱导等等。不同的是：一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与财力；二是我们应注意区别国家精神的政治训导与社会精神的基层培育，前者不能替代后者，而是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和立足点。

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这个社会出现了一些现象：尊孔（孔子学院、经史子集热）、复古（着汉服、施成人礼）、追寻历史、邪教等。这些现象或许并不普遍，但其同上述事件一样折射了当下社会人们在精神上的内在需求。这个精神不是古代的，不是外国的，是我们当下及未来社会需要培育的。这个精神的基本内核是诚信仁爱。我们需要塑造一个这样的社会价值观。

走在大街上，看见那些安保人员，我心下想：我们究竟是在防范什么呢？恐怖分子。在这个地球上，恐怖分子占比应该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人类之大多数，要花那么多代价来防范人类之这一小撮呢？他们隐藏在我们中间，没有可识别的标记。他们不怕死，也不让别人活。最重要的是他们信奉并践行一种主义，名叫恐怖主义。

什么是恐怖主义呢？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获得以下信息：“恐怖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terror（意为畏惧、恐怖）。“恐怖主义”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 恐怖主义分为近代恐怖主义与现代恐怖主义。近代恐怖主义往往是个人恐怖行为，即由个人进行暗杀、绑架，暗杀的对象也往往只是有影响的政要个人。近代恐怖主义的口号是“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现代恐怖主义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具有恐怖组织集团化、恐怖行动跨国化、恐怖手段科技化、恐怖目的残酷化等新特点。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联合国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即认为恐怖主义定义有三要素：非法暴力、具有政治动机、滥杀无辜。

恐怖是个别的惧怕，但恐怖与主义联结在一起，却是社会的惧怕。牺牲不特定群体的生命，成就他们自己的理想，这是恐怖主义的法则。当有一群人的生存准则是“要更多的人死”时，就没有人或群体可以生活得安宁、祥和。任何一个群体都要为这个法则所牵制：围绕这个法则设置安全防范的机制；针对这个法则的行为特征预设安全防范措施。恐怖主义不仅是恐怖分子的主义，它强制性地置入我们的生活，建构我们的社会，成为我们的生活和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主义之一。

恐怖主义一词与雅格宾派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暗示了主义的一个普遍特征：独裁性或专制性。这不独是恐怖主义才具备的特征，一切人类思想或行为与主义联系在一起，都是专制的，是独裁的。作为这种特征的后果，一切主义必然是残酷：残酷地排斥与摧折与该主义不和谐的情感、思想和行为。

主义是自由的天敌！ 

近日读了通俗哲学读物塞尔的《心灵、语言与社会》（同类著作是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在会计真实性方面的困扰。自然的世界与情性的世界，是同在的，是不一样的。自然世界不依赖于观察者的意识、思想。而情性的世界却有赖于我们观察者的意识。意识也是客观的，它是一种生物现象。意识具有意向性，具有指涉物、世界的意向性。集体的意向就可能是人类制度。换句话说，人类制度因集体意向而具有客观性，具有真理性。会计作为一项社会科学，它的真理标准是与自然科学的真理标准不一样的。会计理论的真理性说到底在于集体的意向、在于意识上的共域、在于社群和公众意识和行为的趋同。这就是公允的财产观、价值观。

公允价值可谓会计之真谛。但是会计理论研究还只是从会计运用角度来思考这一命题，还未从会计理论标准角度来看待这一命题。甚至在会计运用角度，我们也主要是在计量模式或方法上使用“公允或公允价值”概念。会计理论研究还没有将其扩展至会计确认与会计报告理论方面。但审计师在他们的审计报告中似乎暗含了这种思想，他们的审计结论常说：企业的报表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我想，这里的公允绝非仅仅是指企业对单项财产价值的计量，而是对整体财务状况的反映。而建立在后一基础上，“公允”就内含了对财产边界或范围的确认。可惜地是，“公允”作为一种根本的标准在被早期会计思想家“发明”后，并没有被现代会计发扬光大。大多数现代审计师通常在其审计结论中机械地使用这一概念，却并不思考这一概念的内涵。现代会计思想家则预备用真实、客观概念来取代它，却没有将会计的真实、客观与物理、化学的真实区别开来。会计理论因此看似有一个坚实的真实、客观检验标准，却事实上却因这个标准与其学科特性相距甚远、缺乏可操作性而从未被检验。诸多会计理论以理论创建者的权威性为基，而不是以大众的财产观念为基。会计理论缺乏集体信念。会计实践则不过是制度酌定者个体意识的我行我素罢了。

然而，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上，“自然的”和“社会的”哪里能完全区分得开呢？鸟巢矗立在天安门旁边，与天安门的古典和王者气象格格不入，潜藏了后现代建筑设计师解构和颠覆传统的意识，但它已作为物理存在矗立在那里了，是物质世界的真实。我用计算机记录下一笔会计分录，我的会计处理交织着自然和社会的真实性。作为自然的真实，我处理的对象是作为房屋或设备而物理上存在的物质，甚至我用于记录的工具也是物理的。而作为社会的真实，我处理的对象是大众信念坚信属于财产的对象——没有大众的认同，建筑和设备作为资产被记录就失去了真实性基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界划定是相对的，自然的真实与社会的真实也是相对的。

一种习俗、制度经年积淀，盘踞在人类社会，甚至与岩石的存在一样的坚实。这往往使得我们忘记了它其实是我们意识、信念的产物。我们因而不思考其当下存在的理性。于是，社会可能陷入守旧、无序。会计思想史陈述了一些理论或思想的产生和环境，却似乎从没探索过这些思想或理论持续存续或趋于消亡的内在动力。会计理论惯于继承，也敢于创生，却似乎很少探究继承和创生的基础。会计思想家和会计理论工作者惯于说：美国会计学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亦或其他什么团体）、利特尔顿（亦或其他什么会计学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是会计著述的全部理论逻辑。这也似乎是会计理论的真理性标准。间或加点经济环境之类的回顾，那也不过是对其时思想家的灵感起源的铺垫陈述。会计理论研究大众的生活课题，却从不关心大众观念。

没有物质世界，就没有大众。没有大众就没有财富。没有财富，就没有会计。离开大众的同感，就没有会计真理。即便是鲁宾逊会计，也建立在鲁宾逊的财产观基础上。公允，就是会计的根本真理！

那么，公允，应该在多大的公众范围内呢（街区还是全世界）？在哪一个社会秩序的范围内呢（黑社会亦或宗教社会、和谐社会、非和谐社会）？在哪一个时间长度内呢（今天还是昨天，亦或未来）？如何获知是否公允或者公允了什么呢？这尚且是公允会计的研究课题。

公允的反面是“我不同意”。我常常满怀激情地思想：“我不同意的会计”。你或许将会嘲笑：你不同意有什么屁用呢？我回答说：假设我是斧头帮的帮主，嘿嘿...；假设我是总统或国王，哼哼...；假设我是上帝，哈哈...。“我不同意的会计”，含义很深厚，后果很严重！

        记者在胶济铁路“4·28”重特大火车相撞事故处理现场，到中午，事故现场清理工作全部结束。目前已经确认71人死亡，416人受伤。

        本公民的心情：

       有些悲愤！希望铁道部不仅仅如我等一样表达“痛心”的情绪，还需要检省自己的履职，对400多人的受伤、70多人的生命承担起责任。希望安监局不仅仅谈到的是“铁路运营企业”和“基层”的安全意识，还需要谈到相关管理部门存在的问题是否也“充分暴露”。

         以下摘录自新浪网：  

       “4·28”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张德江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迅速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对事故救援、善后处理及铁路运输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处理善后，尽快恢复正常行车秩序，查明事故原因。张德江副总理率国务院工作组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处理工作，对伤员救治、旅客安置、治安秩序、消除铁路安全隐患等工作作出重要部署。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王君带领事故调查组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开展事故调查。

       接到事故报告后，铁道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刘志军带领铁道部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救援，组成了抢救善后、事故救援、恢复秩序、事故调查和治安秩序、生活保障、宣传等六个组，调集数千名铁路职工和公安民警，迅速展开了抢险救援工作；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姜异康、省长姜大明亲赴现场，组织抢险救援工作；淄博市委、市政府、驻鲁部队、武警部队、公安民警也在事故发生后迅速行动，组织抢救工作；各医疗单位和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办、公安部、卫生部、武警部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监察部等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赶到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经过全体抢险救援人员的奋战，4月29日2时胶济上下行线恢复通车。

　　刘志军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铁路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对妥善处理这起事故、切实加强铁路安全生产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刘志军指出，这起铁路交通特别重大事故暴露出铁路在安全生产上存在不少问题。目前，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已全面展开对这起事故的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和铁道部一定会以对死伤者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态度，通过深入调查对事故原因作出正确结论。

      “这起事故伤亡、损失巨大，影响极坏。作为铁路主管部门，作为铁道部领导成员之一，我深感内疚和痛心。”铁道部副部长彭开宙说。

　　目前，铁道部党组已对原济南铁路局有关领导进行免职审查。在29日5时召开的全国铁路电视电话会议上，铁道部决定，从现在起开展为期4个月的安全生产大反思大检查活动。全国铁路系统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查领导、查管理、查设备，查作业，并且要把管理和领导作为反思检查整改的重点。

      就此次列车相撞的原因，现场负责调查指挥的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说，这充分暴露了一些铁路运营企业安全生产认识不到位、领导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和监督管理不到位的严重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基层安全意识薄弱，现场管理存在严重漏洞，安全生产责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发展，离不开美国人（一群精英分子）的使命感、知情权为核心的民主观念、崇尚自由的品性、好奇心驱使下的创新精神、利益驱动下的竞争和政府补贴带来的激励。我更确信是美国改变了信息。

信息也改变了美国。收音机可能增进了家人的团聚，而网络却使家人习惯独处。铁路改变的不仅仅是效率，而且也改变了邮件分发的方式、组织形式：它原来与邮政信息传递那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邮政局曾是商人的聚居地，那里也曾有排长队的等候，因为商人从这里获得商品及价格信息。报纸曾是提供给富人的奢侈品，电报也曾影响远期交易。

我们说网络是虚拟社会。我在阅读信息历史过程中，忽然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网络不过是一种交流方式。它是真实的人际关系。一种新技术重组了人、信息、时空和它们结合起来的方式。而在网络诞生以前，这些要素在另外的技术条件（铁路、电报、电话、电视、收音机）下按另外的方式组织。网络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被现代社会所构建，又建构了现代社会。于是，管理现代社会，就必须管理网络，并用网络来管理。

在网络交流中，我们看得见图像、文字等符号，却看不见人。我们对交流本身和交流的产物的真实性充满担忧和恐惧。人隐藏起来，替代他们的是物理的机器和IP地址。然而，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并不比网络交流更加真切。在对面交流中，我们看得见彼此，却看不见彼此的心灵。微笑、愤怒也如网络交流中的那一个个表情符号一样，充满不确定性。我们面对面发出的声音也如网络文字一样难判真伪。因为真实的心灵永远藏在肉体之后，正如人在网络环境中永远隐藏在机器之后一样。甚至男女性别这物理或生理的真实，也在粉饰后，如泰国“人妖”一样，难辨真伪。不论是网络，还是面对面的交流，亦或是其他什么交流方式，真实与虚假都只存在于作为交流主体的每一个人心灵里。心灵才是我们的终极IP地址。

给爸爸妈妈去电话，妈妈说梦到老家两条蛇，戴凤冠，着厚甲。

姐姐来电话，致问候。

给三哥、二哥电话，将重庆的冰箱、洗衣机交付二哥。

近日晚上老加班，准备合规培训讲稿，昨日至深夜3：30 才完稿，近2万字，算完成一论文。今日却接通知，领导说时间延后。

斐儿发短信，说准备考注会，今年预备考两门，征求我的意见。我回复说可以的。

见到聪明博士的博客，希望他人如其名，我倒觉得聪明还必须加上勤奋。

岳父母来北京，聊起买菜时说普通话：煮得PA（北方说烂）吗？年羔吃起来很糯（北方说粘）。这个苹果吃起来很面（北方说什么呢？）。我把它串起来，这个东西吃起了又PA，又糯，又面。大家均笑。

古人看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优劣。这使我可理解，诸如英国、日本诸强国，为何保留了君主。今日总统（国王）、参议院（政协）、众议院（人大）的政体结构，简单而论，不过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诸单一政体之混合，属于基础政体之衍生政体。我常想，吾国今日之政体，与故国传统的渊源在哪里呢。想来想去，其实在亦无亦有之中。

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王斗争得很厉害。我想，教会能站了上峰，盖因其掌控了人之精神；而国王能站了上峰，盖因其掌控人之肉体。中世纪的思想家说：一个人的心灵不能同时属于上帝与恺撒。大意是，精神与世俗不能两全。我感觉到，自己此时的心灵却既属于恺撒，又属于上帝。

我还在挣扎！